徽文化是中国古代徽州一府六县区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当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典型样本，由此衍生的徽学则成为中国三大地方显学之一。徽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廉政文化，内容丰富、内涵精深，在挖掘徽文化价值过程中，我们应科学汲取徽文化中的价值精髓，充分运用徽州历史文化智慧，促进新时代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徽州政治文化、廉政文化的长期影响和熏陶下，明清徽州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名臣廉吏。据有关统计，清代共有状元112名，其中徽州本籍及寄籍徽州子弟考中状元的有19名。徽州府科举入仕人数更是处于全国各府之翘楚。如，清代歙县本籍或寄籍京官者，有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地方官更是不计其数。《婺源县志》也明确记载了婺源县明代县官以上有505人，清代县官以上326人。徽州官员不仅入仕人数多，而且都具有共同的政治品质：一是廉洁自律、洁身守道，现有文献很少有徽州贪官污吏的记载；二是刚正不阿，多谏官能吏；三是具有独立的人格，不依附于权臣；四是不畏邪恶，敢于抗争；五是勤政爱民，造福一方；六是兴才育学，热衷于地方文教事业。徽文化熏陶了徽州人从政为民之道，同时也促进了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较高历史智慧价值和现实意义。

培育和践行儒家传统从政价值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徽文化崇德修身，注重礼义名节的价值理念，构成了徽州士族的从政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影响下，徽州士族养成了独特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不以当官发财致富为职业动力，而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责任担当。政治风气一旦形成，便代代相传，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约束体系与道德体系，固化为徽州官员道德内化的力量源泉。

建构徽州士族“蒙学―大学”的教育体系。徽州士族“养正于蒙”，成于大学。徽文化尚文重教，文化教育发达。徽州士族在为官之前，必须受到严格而系统的文化教育，其内容以国学为主，诸如诗书礼仪、经史子集等，既有私学、官学等正规教育，又有家族、师生、父子传承等非正规教育，体系完善而系统。徽州士族于蒙学、小学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历经大学教育中的“穷理”后，其从政的价值观与信念更为成熟和坚定。

实行宗族治理乡村社会模式。徽州人特别重视家族、宗族，徽州官员生活在宗法社会，其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受宗族和家族影响较大。徽州人通过族规、村约、家法、楹联等形式，为族中子弟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由于良好的族风、家风，家族亲人间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徽州出现了“父子宰相”“叔侄同朝”“四世一品”“一门三进士”的家族廉政文化气氛。家族内为官先辈及其他邑内先辈的榜样及标杆作用，也使得徽州官员有着更大的自我约束力及更高的行为规范标准，这是一个区域廉政文化形成与传承的良性循环过程。宗族内部的关键性人物、宗族整体力量、宗族文化，都是徽州政治生态文化形成的重要社会基础。为教育后世，徽州大族族内官风清廉的子弟死后，以文字形式记述其为官清廉历史，彰显后世。

推崇徽州先贤的榜样力量。徽州的名家大儒热衷于教育，以徽州独有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徽州士族。徽州历代先贤名臣也为徽州士族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与标杆，成为他们官宦生涯的约束力。与此同时，对贪官污吏的惩处也有其独特一面。罗汝楫是徽州历史上有详实记载的、少见的佞臣，其依附于大奸臣秦桧，陷害岳飞。在呈坎罗氏家族祠堂，不见罗汝楫遗留下来的任何痕迹，呈坎罗氏也以罗汝楫为耻。其雕像与秦桧、万俟卨一起，齐跪在杭州西湖的岳庙，成为后世唾骂的对象。宗族对官员道德的评价影响深远，影响到家族和后世，使得官员不得不重视和认真对待。

倡导徽文化的规矩意识与创新精神。一方面，宋明理学给读书人从思想深处树立了规矩，科举制又将宋明理学作为考试主要内容，长期教化之下，徽州人规矩意识普遍较强。无论是徽州出来的官员、徽商，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家中都有严格的家规、做生意的规矩。可以说，规矩意识已经贯穿到徽州人的潜意识中。另一方面，徽文化在学术上具有“求是”与“怀疑”精神，尚实笃实，敢于创新，领风气之先。以徽商为代表的“徽骆驼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徽州历史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政治智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统政治文化典型范式。我们要立足徽文化资源禀赋，挖掘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廉政文化资源，构建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廉政文化和谐共生、融合共进良好态势,推动新时代良好政治生态建设。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