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高质量发展是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刘志彪［1］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基本特征，是与高速度发展的基本特征比较得出来的。当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和目标。而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之一，就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现代产业体系最早是由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是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概念。张明哲［2］认为，现代产业体系本质上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系统，具有创新性、开放性、融合性、集聚性、可持续性、市场适应性等特征。芮明杰［3］认为，影响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与发展的两个关键要素，一是重大技术进步以及相应的工业革命，二是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在与未来变化（消费需求升级）。而新技术发展与新消费需求变化背后的本质特征综合影响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方向，因此无论是从消费与技术的变革趋势要求来看，还是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来看，中国都需要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贺俊［4］认为，与传统产业体系研究相比，现代产业体系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拓展：一是在经济结构分析中引入了知识的复杂性和经济活动的异质性等新的维度；二是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考虑技术或知识分工等更加复杂的分工形式；三是关注被传统产业结构分析分解了的产业和产业要素之间的互动与融合特征。

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背景

国内出现新情况、国际发生新变化，要求中国经济必须高质量发展。正如十九大报告第五部分开篇第一句话：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

（一）国内出现新矛盾新情况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

1.做强做优经济必须实施高质量发展

中央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里的“强”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国防军事、国家外交，其中经济强是基础，没有了经济强，其他方面都是空中楼阁。客观地讲，当前的中国经济纵向与自己过去比，应该是发展很快、强大了很多，但是横向的与发达国家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纵向比：经济发展很快，实力不断增强。

一是经济总量世界排名。1990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0位，十年之后的2000年超过意大利位居世界第六，2010年超过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二是经济总量世界占比。1978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比重为1.8%，2018年占比提升到16.1%。因此，无论从世界经济总量还是从占世界的比重看，中国经济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横向比：与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差距明显。

一是人均GDP差距大。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 769美元，美国人均GDP为62 590美元，中国仅相当于美国的16%。人均GDP发达国家门槛是4万美元。那么人均GDP从8千到4万美元，美国用时约29年，德国、日本分别用时30年和32年，而我们现在距离21世纪中叶还有三十年的时间，因此我们迈向高收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任重而道远。二是经济产出效率差距大。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大多处于加工、组装、代工的产业链低端，缺少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拥有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很少，因此中国经济产出效率远低于美国。2018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为1.4万美元，美国11.3万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12%。

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结论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质量不高、效率偏低。因此，“做大”我们已经做到了，但做大不是硬道理，做强才是最重要的。做强做优经济必须实施高质量发展。

2.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使得需求发生变化：一是实物消费需求方面不再是有没有、多不多，而是开始追求好不好；二是随着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老百姓可以把更多的钱从实物消费领域拿出来，投资到与幸福指数相关的健康、养老、文化和旅游服务。因此，需求呈现出高端、多元化的变化。如果企业（供给侧）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与变化了的需求相吻合，那么供和求就匹配。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很多企业的供给跟不上需求的变化，形象地说，就是你给的我不要或者我不全需要，而我需要的你又给不了，这就是结构性问题。比如，一些产业和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大量的高端产品、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

我们认为，我国当前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突出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即供求不匹配。这种结构性矛盾是由粗放型快速大规模增长引起的，而粗放型增长又是由传统增长动力（主要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等投入）推动的。于是它们之间形成的逻辑关系：传统的增长动力→高速度和大规模增长→结构性矛盾。因此，为了解决新矛盾，必须换动力、转方式、优结构，实施高质量发展（如图1）［5］。

图1  经济发展方式内生转变

由此可见，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到一定程度，会引发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变化，进而使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以此为逻辑起点，要求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二）国际面临新挑战新机遇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

1.全球贸易格局发生变化带来中国产业发展新挑战

一是高端制造向发达国家回流。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泡沫化、产业空洞化，于是重新聚焦实体经济，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通过高端制造业回流，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

以美国为例，奥巴马任内几乎一年出台一个重振制造业的计划，而特朗普上台后，索性直接宣称“美国优先”，“买美国货、雇美国人”。他上台后第二年就实施了美国三十年来最大规模减税方案，从而使得美国企业税负大幅下降。不仅如此，美国在土地、融资、物流、能源等方面价格都比中国低，只有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出8倍。而我国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企业的成本优势也在逐渐消失。特朗普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兑现“美国优先”的承诺，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回流。

二是中低端制造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转移。东南亚和非洲一些新兴经济体凭借着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承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试图打造新的“世界工厂”。2019年前4个月流入越南外商投资资金同比增长了81%，商品出口额达787.6亿美元，其中178亿美元的商品出口到美国，同比增长了28.4%。因此，当前的中国制造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双向挤压”。

2.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中国换道超车新机遇

从世界的历史发展来看，全球经济版图的变化、主要大国的兴衰，科技革命往往是关键节点和分水岭。在过去几次的科技革命中，英、美等国先后抓住机遇，实现了崛起，成为了世界强国。前两次科技革命爆发时，我们闭关锁国、浑然不知，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赶上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末班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今世界又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业态的出现，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有些领域甚至出现颠覆性变化。比如人工智能的出现，使许多领域原来需要人干的活由机器替代了（机器换人）；再比如5G技术的运用，实现了人、机、物实时互联互通，使无人驾驶从概念变成现实（并且能大幅度提高安全性避免交通事故）。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新科技革命必然带来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进而引发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如果我们能有所认识并积极应对，就有可能抓住机遇占领先机。否则将会被抛在后面成为永远的跟跑者。

综上，应对国内新情况国际新变化，必须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实施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强盛，则产业必须强。只有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壮大、做优做强，现代化经济体系才有坚实的基础，经济高质量发展才有重要支撑。因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头戏。

三、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状分析

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一崭新的表述，除强调了科技引领、协同发展的总要求外，也着重体现了产业均衡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要求。各投入要素都要为壮大实体经济这一终极目标服务，即要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6］。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四大支柱，它们的逻辑关系表现在：实体经济是根基，科技创新是筋骨，现代金融是血液，人力资源是神经中枢。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实体经济如果失去金融支持就好比失去了血液，而金融离开了实体经济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现代金融都离不开科技创新，而人力资源则为其他几个方面，特别是为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就是做强做优这四大支柱，并且实现四大支柱协同发展。

从现实情况看，四大支柱各有问题：实体经济不实、创新动力不足、人力资源不优、金融“血流”不畅，四大支柱更是没有形成协同发展。

（一）实体经济有效供给不足

在这里，实体经济通常是指一产、二产和三产，主要包括农业工业和部分服务业。它们是生产产品提供服务的生产端，又叫供给侧。从当前来看，一、二、三产都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农业供需错配

一是由于我国农业机械化程度偏低，劳动生产率水平不高，并且比较多地依靠化肥，加之污染严重（种植、养殖、工业化污染），使得国产农产品价高质次；二是由于品质不高，使得国内农业增产同时，大量进口国外农产品，造成库存量大增，结果带来“三量齐增”的怪现象。

2.工业产品达不到消费者需求

我国是工业品的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从全球市场来看，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由于企业供给的产品跟不上消费者品质品味的需求变化，特别是产品安全方面屡屡出现问题，于是出现大量国外购物，消费外移的现象。这就是有效供给不足带来的“需求外溢”。

3.服务业内在层次偏低

图2  2015-2019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从图2［7］可以看出，自2015年起，我国第三产业就已成为第一大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逐年提高，到2019年已接近54%。但从内在结构来看，我国服务业层次偏低、质量不高。特别是与老百姓幸福指数相关的健康养老、文化教育、旅游休闲等方面，由于有效供给不足，大量的潜在消费没能有效地释放出来。比如目前，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的健康护理、家政服务需求激增，但供给规模跟不上，这属于典型的“需求旺盛供给短缺”。

（二）科技和人才资源丰富但实力不强

1.科技大而不强

尽管我国科技资源丰富：2018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19 657亿元，世界第二；国际科技论文总量世界第二；发明专利数量居世界第一。但依然问题很多：一是研发投入结构不合理，比如试验发展研究占比84%，基础和应用研究占比分别只有5%、10.8%，以致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缺乏；二是高端产业受制于人：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三是科技成果与实体经济“两张皮”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科研陷入自我循环的“怪圈”：报课题——写论文——发论文——出成果，就完事大吉了，很多科研成果根本进入不了实体经济；四是发明专利与市场严重脱节，申请的专利大多束之高阁，鲜有在市场中取得实际价值的（当前我国专利授权的实施率只有10%）。

2.人才多而不优

尽管我国各类人才达到1.5亿人，工程师总量全球第一，但依然问题突出：一是人才结构不合理，既缺“塔尖”的世界级科技大师和领军人才，又缺“塔基”的各种技能人才。据教育部等部门测算，到2025年，我国十大制造业重点领域的人才缺口将超过2 900万人。这成为我国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的最大难题之一。二是人才供需错配：一方面发展实体经济需要大量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又难以获得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多年以来，很多优秀人才都去了虚拟经济领域或政府部门。因此，发展实体经济面临人才瓶颈制约。

（三）现代金融“血流”不畅

从理论上讲，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一方面，金融业的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只有实体经济的良性运转才能为其提供强大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金融可以通过资金流的畅通保证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效进行，它好比是实体经济正常运行的“血液”。因此，金融的天职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也应看到资本的天性是逐利的。由于实体经济有效供给不足、回报率低，资本投向实体经济赚钱少或赚不到钱，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或在金融领域内乱窜，结果造成资金内部循环——钱生钱，自娱自乐吹泡沫。另外，我国金融业的国有银行比重高达90%左右，而国有银行风险偏好低，倾向于向国企、风险低的传统行业放贷。致使新兴产业和前景看好的中小微型企业需要的资金得不到金融部门的有效支持。因此，现代金融的“血流”不畅，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四、多措并举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由于四大支柱各有问题，更没有形成协同发展的格局。四个支柱不能协同发展制约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因此需要多措并举，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夯实现代产业体系根基

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基础，是创造财富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

1.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到强

首先，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瞄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点行业，围绕《中国制造2025》聚焦的重点领域，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先进制造业。我们在这些领域如果下足功夫、做足文章，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精心布局、潜心研究、一个个突破，那么中国制造业就有希望由大到强。其次，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依托互联网、借助大数据、运用人工智能与企业深度融合，实施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就可以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因此，“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没有夕阳的产业”。再次，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研发设计、物流配送、营销服务，它们都与制造业关系密切，并为制造业服务，其中制造业在中端，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营销服务，那么服务业和制造业相融合的过程，就是一个产业链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的过程，也是附加价值提升的过程。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做得最好的企业是华为。作为一家专业生产通讯设备的民营企业，华为30年如一日紧紧抓住科技研发、自主创新不放松，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拿下5G通讯技术的世界领军位置。因此，实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是抢抓新科技革命先机、占领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路径之一。

2.加快生活服务业的提质升级，增强人民生活幸福感

中国有近14亿人口和超过4亿人的中产阶层，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加快文旅、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服务领域发展，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比如，通过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互联网+”传统旅游产业创新的过程机理，鼓励信息技术的创造性应用和更多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因此，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基石，积极应对“互联网+”驱动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探索适合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最优模式［8］，这无疑会有效释放大量潜在的消费需求。

（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强化现代产业体系战略支撑

1.推动科技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推动科技与产业贯通，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2.实施人才驱动，培养培育各类人才

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和人力、财力支配权，调动科技人才创新的激情和积极性（进一步增加基础研究项目的间接经费，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完善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机制，培育各个层次的人才，不仅包括“塔尖”的领军人才，也包括大量“塔基”的创新人才；让各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得到与自己贡献相适应的报酬，吸引优秀的人才去实体经济创业创新。

3.创新体制机制，调动科技研发积极性

原则上将政府资助科研项目成果及知识产权归属发明者所在机构，鼓励与企业合作转化，科研人员分享利益。形成“制度（温度）——人才（密度）——科技（浓度）”的“创新三角”。

（三）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优化现代产业体系要素配置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必须要让现代金融在实体经济运行中“血流”通畅。一是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对那些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发展前景好，暂时遇到资金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给予重点支持，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二是改革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三是大幅放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倒逼国内金融业提升自身实力，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四是加快现代金融要素培育。支持现代金融机构通过资本纽带构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互动的产业生态圈，发挥现代金融的资本媒介功能、跨期风险配置、财富管理、并购重组和高效支付服务等功能，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分散科技创新和创业风险，从而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9］。

（四）完善促进四个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建设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关键要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创新，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审慎包容的创新生态，推动实体经济与三大要素良性互动、协同发展，共同支撑现代产业体系的大厦。政府要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体制成本，为企业减负，让企业轻装上阵。一是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切实降低增值税税率、扩大进项抵扣范围，下调企业社保缴费率，让所有企业受益。二是对审批事项应减尽减，确需到现场办的要“一窗受理、限时办结”“最多跑一次”。三是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把钱真正用到刀刃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巩固减税降费成效。

我们坚信，通过各项举措的推进和落实，我们一定能通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并且坚信在21世纪中叶，我们一定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参考文献：

［1］ 刘志彪.理解高质量发展：基本特征、支撑要素与当前重点问题［J］.学术月刊，2018（7）:39-40.

［2］ 张明哲.现代产业体系的特征与发展趋势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0（1）：42-46.

［3］ 芮明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思路、目标与路径［J］.中国工业经济，2018（9）：28-31.

［4］ 贺俊，吕铁.从产业结构到现代产业体系：继承、批判与拓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39-47.

［5］ 高培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理论大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6］ 刘志彪.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与关键环节［J］.区域经济评论，2018（4）：11-14.

［7］ 国家统计局.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0-02-28）［2020-03-20］.http://www.gov.cn/xinwen/2020-02/28/content.5484361.htm.

［8］ 戴克清，苏振，黄润.“互联网+”驱动中国旅游产业创新的效率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9（7）:87-93.

［9］ 盛朝迅.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N］.经济日报，2019-03-20（12）.

    作者系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