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发达国家相继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却一直保持稳健。近几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人主张我们也应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将重点从理论层面作分析。

从20世纪50年代一场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论谈起

上世纪50年代，国际上围绕货币政策发生了一场“规则”与“权变”之争。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基调的凯恩斯学派，倡导“相机抉择”的所谓“权变”政策。在他们看来，经济生活仿如一条有着荣枯周期的河流，而货币供应就是一道闸门，政府作为“守闸人”，应时刻根据“河流”的荣枯状况，相应地关闭或开启“闸门”，从而达到平衡货币供求、缓解经济波动的目的。

然而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一股反对“权变”的旋风从美国东部刮起，其代表人物是货币学派的掌门人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指出，“权变”政策不仅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容易造成经济大起大落。他认为政府应把货币供应增长率相对稳定在与经济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此主张称为“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为何主张要用“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他通过研究大量的货币资料发现，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变化到经济生活中反映出这种变化之间存在两个“时滞”期：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在6至9个月以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而在名义收入和产量受到影响之后，平均要再过6至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生效的时间往往要一年或一年半以上。

正因为存在12至18个月的“时滞”期，于是弗里德曼提出推断：由于中央银行无法掌握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也无法准确预知现实社会对货币政策反应的程度，这样央行在扩大和收紧货币供应时，往往容易做过头：要么对经济刺激过度，要么对经济紧缩过度。而无论出现哪一种结果，皆会令经济更剧烈的波动和不稳定。

弗里德曼进一步分析说，“权变”政策虽能在短期内控制失业，但时间一长失业率便会反弹。因为增加货币供应虽能压低利率、刺激投资，但随着投资不断扩大，人们收入会增加；人们收入增加后会对商品需求增加。而需求一旦大于供给，物价水平上涨就会带动利率上升。如此一来，又会使投资减少、失业增加。

二战以来的事实证明，实施“权变”政策确实让不少国家经济陷入了怪圈：“为减少失业—增加货币供应—利率下降—投资扩大—收入增加—物价上涨—利率反弹—投资收缩—失业增加。”所以弗里德曼说，政府与其手忙脚乱地改变货币供应，倒不如实施“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并强调“简单规则”是确定货币供应的航线，只要不偏离此航线，便可避免经济大幅波动。

是的，由于“权变”政策无法解决西方国家的“滞胀”问题，1975年左右，当时世界七大工业国家中有五个实行“简单规则”货币政策，瑞士、西德、日本曾用此规则成功地控制了通胀；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更是惟“简单规则”是瞻；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也把控制货币供应增长作为重要目标。

货币到底是“中性”还是“非中性”

追溯理论源头，最早主张“权变”政策的并不是凯恩斯，而是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1898年，他的《利息与价格》一经出版便轰动整个欧洲。关于维克塞尔对经济学的贡献，学界公认：他首次将价格分析与货币分析加以连接；并首次提出了“货币非中性”理论。

为方便分析，让我对维克塞尔的“货币非中性”理论作简要介绍：

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即价格由商品供求决定，货币供应增减只会影响价格总水平而不会改变商品比价，故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维克塞尔的看法相反，他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而且有储藏功能。当人们卖出商品后不马上购买，货币被储藏，商品供求就会失衡，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所以他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

维克塞尔据此还分析说：由于货币非中性，要想让商品供求恢复均衡就得用“利率”调节价格。而且借用庞巴维克的“自然利率”与“实际利率”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所谓自然利率，是指不存在货币时的“实物资本”借贷利率；而实际利率则是指“货币资本”的借贷利率。维克塞尔指出，自然利率不同于实际利率，前者不影响价格，后者会影响价格。

他的推理是这样：当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业会觉得有利可图而增加贷款、扩大投资，投资需求增加会推高原材料、劳动力与土地等要素的价格。要素价格上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增加，又会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于是价格就形成了一个向上累积的过程。反过来，若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价格变动方向相反，会出现一个向下累积的过程。

于是维克塞尔得出结论：利率与价格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因果关系。而且由于货币的存在，实际利率往往会偏离自然利率。也正因如此，要想保持价格稳定就必须适时调控实际利率，让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今天学界流行的“利率工具论”，正是由此而来。

对此论证不知读者怎么看。若仔细推敲，我们就会发现有诸多疑点。如，维克塞尔说货币出现后实际利率会偏离自然利率就难以成立。根据庞巴维克的定义，利息是货币时差之价；而货币理论大师费雪将利息定义为“不耐”（急于消费）的代价。两人表述不同但意思相近，即利率高低取决于社会的不耐程度，与借贷品是“实物”还是“货币”无关。

这样问题就来了：既然利率是由社会“不耐”程度决定，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就不可能偏离。维克塞尔认为可能偏离，是由于他将利息看成了货币的价格。事实上，利息并非货币的价格，也不由货币供求决定。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价格只能由它交换的商品数量来体现。如一把斧头的价格为10元，则10元货币的价格为一把斧头。另一个证据，人类在货币出现之前利息早就存在了，怎能说利息是货币的价格呢？

关于价格上涨的原因，经济学说：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商品供不应求；而价格总水平上涨，则是由于货币供过于求。换句话说，利率既不能改变某种商品价格，也不能影响价格总水平。照维克塞尔的说法，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业会扩贷。可若不增加货币供应，企业无款可贷，利率怎可能拉高要素价格？要素价格不涨，要素所有者收入不增加，消费品价格怎可能上涨？可见，决定价格总水平的是货币量而非利率。

再想多一层：即便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可能出现偏离，请问在货币经济下央行能知道自然利率是多少吗？当然不可能知道。问题就在这里，既然央行不知道自然利率是多少，又如何去调控实际利率呢？由此看，调控实际利率使之与自然利率一致的说法，不过是维克塞尔根据“货币非中性”提出的一种设想。由于“货币非中性”理论不成立，此政策设想也就没有可操作性。

增加就业是否一定要承受高通胀

凯恩斯提出“权变”政策之后，有学者为了支持凯恩斯的观点，研究了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指出了通胀率与失业率会呈反向变化，即通胀率越高，失业率会越低；而失业率越高，通胀率会越低。并在平面坐标图上用一条曲线来反映这种关系，此曲线称为“菲利普斯曲线”。

这里要说明的是，菲利普斯本人当初研究的是工资率与失业率的关系。1958年他在《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分析了英国1861年至1957年工资与失业的数据，他发现历史上工资率上升的年份，失业率往往都相对低。因此他提出名义工资率变动是失业率的递减函数。

菲利普斯今天大名鼎鼎，可让他走红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文章。1960年，萨缪尔逊与索洛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关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一文,他们以菲利普斯的研究作基础，用美国的数据替换英国的数据，用通胀率替换工资率，提出通胀率与失业率也呈反向变化的推论。其政策含义是，低通胀与低失业不可得兼：一个国家若要保持较低失业率，就得承受较高的通胀率；若希望保持较低通胀率，就得承受较高的失业率。

客观地讲，菲利普斯本人的结论并无大错，但那也只是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现象，因为菲氏研究所用的数据是二战前的数据。二战前，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尚未到来，机器自动化程度远不及今天高，那时工资率上升，表明企业用工需求大，劳动力供不应求，失业率当然会下降。可上世纪70年代后，智能机器的出现使企业对人工需求不再有刚性，工资率上升，企业有可能用机器代替人工，令失业率也上升。

那么萨缪尔逊与索洛的结论是否成立呢？事实上，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对“菲利普斯曲线”提出质疑，不赞同简单地用通胀率替代工资增长率。而萨缪尔逊与索洛对为何要作这样的替代曾有三点解释：第一，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第二，工资是企业的重要成本；第三，价格与成本变动方向一致。以上解释看上去无懈可击，但其实经不起推敲。

众所周知，现实中价格有卖方价、买方价、市场价三种形式。按成本加成定价是卖方价，若商品短缺，卖方价可以是市场价；但若商品过剩，卖方价便不是市场价。从国际上看，市场过剩是常态，故市场价格通常是由需求决定而非成本决定。这是说，工资上升会推高成本，而成本增加却不一定推高市场价格。

更要看到，商品价格的决定是微观经济行为，比如商品房的价格，就是由开发商与消费者讨价还价决定。而通胀率却不同，它是经济总量指标，其高低要由货币供求决定，弗里德曼说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是说只要货币不超量投放，成本不可能推动通胀，结构性因素也不可能推动通胀。通胀只能由货币需求拉动。

由此看，用通胀率替换工资率并不可取，由此推出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可信。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通胀率上升，而失业率却不降反升。中国近几年货币政策保持稳健，通胀率（CPI）控制在2%左右，而就业却大为可观，政府希望每年增加1000万人就业，而每年实际增加就业1300多万人，目前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中国低失业而未高通胀，证明“菲利普斯曲线”也不成立。

中国的货币政策选择

根据前面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中国为何要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第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凯恩斯主张的“权变”政策虽然短期内对扩大就业有效，但长期会加剧经济波动，令经济陷入“一放就热、一收就冷”的循环怪圈。美国等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滞胀”是前车之鉴，中国经济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应保持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第二，“货币非中性”理论与“菲利普斯曲线”是通过历史经验数据归纳的理论，这两个理论皆经不起事实验证，说明它们并非是科学的理论，这样也不能作为支持凯恩斯“权变”政策的理论依据。既然“权变”政策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当然不可简单照搬而作茧自缚。

第三，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有需求不足的原因，但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为此我们要毫不动摇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用通胀的办法刺激经济。中央提出今后几年要将CPI控制在3%以内，那么我们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相对稳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